他的詩文贈答是文學史上流轉的佳話 秦嘉

解讀百家姓秦姓歷史名人。東漢詩人秦嘉，他的詩文贈答是文學史上流轉的佳話。秦姓分佈很廣，以北京、江蘇、山東、山西、陝西、四川、廣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居多。

秦嘉，字士會，隴西（治今甘肅通渭）人。東漢詩人。桓帝時，爲郡吏，歲終爲郡上計簿使赴洛陽，被任爲黃門郎。後病死於津鄉亭。秦嘉赴洛陽時，妻子徐淑因病還家，未能面別。秦嘉客死他鄉後，徐淑兄逼她改嫁。她“毀形不嫁，哀慟傷生”（《史通·人物》），守寡終生。秦嘉、徐淑今存的詩文並收輯於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秦嘉、徐淑的生卒年月，歷來文獻皆曰：“不詳”。據陸侃如先生考證，秦嘉生年當在公元130年左右，卒年在公元170年左右。他的《贈婦詩》三首，據其詩文所表現的青春氣質來看，應作於30歲左右。李炳海先生考證：秦嘉的生年當在上限公元121年，下限132年之間，寫詩的年齡在30歲左右。

223這些論斷應當是符合秦嘉的實際情況的。由此，可以推斷秦嘉出生在130年，到寫《贈婦詩》（162年前後）時，正好在30歲左右。據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爲秦嘉入洛陽具體時間大體可以推斷出來。《後漢書·楊震列傳》：“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濯釁穢。亦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2]1772楊秉上書在延熹五年（162）冬季他代劉矩爲太尉之後，由此可知，秦嘉入洛除黃門郎當在延熹五年（162）之前，延熹二年（159年）桓帝誅樑冀之後。秦嘉正值而立之年，意氣風發，才華橫溢，策名王府，名動一時，帶着“慨然有澄清天下”的理想，進京除任爲黃門郎。

秦嘉出生漢陽郡平襄縣。關於秦嘉、徐淑的出生地，許多資料泛稱隴西，並無詳細研考。徐陵《玉臺新詠》（卷一）《秦嘉贈婦詩（三首）》序：“秦嘉，字士會，隴西人，爲郡上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六載：“（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漢）桓帝時任郡上計掾，入洛，除黃門郎，病卒於津鄉亭。”《通渭縣誌》多采用其說。然而，文獻多有矛盾或不翔實之處，對秦嘉的出生年月、“死因”等多存疑問。古人所謂“隴西”即廣義的地理概念，秦嘉的實際籍貫應當是漢陽郡平襄縣，即今甘肅省通渭縣。

《輿地志·沿革表·鞏昌府通渭縣》下注：“平襄縣，元鼎三年兼置天水郡治焉；後漢屬漢陽郡；三國、晉均爲平襄縣；南北朝省；隋、唐均爲隴西縣地；五代無置；宋熙寧初築通渭堡，元豐中升爲縣，屬鞏州，崇寧五年廢；元、明、清均爲通渭縣。”《後漢書·郡國志五》：“漢陽郡，武帝置，爲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2]2398據明萬曆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重修通渭縣誌》（1613—1616年）和乾隆二十六年《通渭縣誌》等記載，秦嘉徐淑是今甘肅通渭縣人，當無疑問。溫虎林《秦嘉徐淑生平着作考》，何鈺《東漢詩人秦嘉與徐淑夫妻故里在今通渭縣城區考析》等文章透過翔實的史料認爲“秦嘉、徐淑的故里在今通渭縣毋庸置疑”。

秦嘉的《贈婦詩》三首，是東漢文人五言抒情詩成熟的標誌。秦嘉、徐淑夫婦經歷過纏綿悱惻的生離死別，他們的詩文贈答也成爲文學史上流轉的佳話。秦嘉的《贈婦詩》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第一首寫秦嘉即將赴京之際遣車迎婦，徐淑因病不能返回面別，使秦嘉伏枕輾轉，徹夜難眠。第二首寫秦嘉想要前往徐淑處面敘款曲，終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成行。第三首寫啓程赴京時以禮物贈遺徐淑，遙寄款誠。秦嘉在抒發難以排遣的離愁別緒時，把夫婦情愛放到彼此的人生經歷中加以審視，點出少與多、早與晚這兩對矛盾：“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

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傷我與爾身，少小罹煢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秦嘉拋別病妻遠赴京城，使他們遲到和本來就深感不足的歡樂被生生剝奪，變得歡樂愈少，憂愁更多；艱難再次提前降臨，歡會的日子不知推遲到何時。三首詩都有對車駕的描寫，用來襯托詩人百感交集的複雜心情。“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傳達的是失望之情；“良馬不回鞍，輕車不轉轂”，表現的是臨路悵惘、徘徊不定；“肅肅僕伕徵，鏘鏘揚和鈴”，暗示車鈴催促啓程，流露出無可奈何之情。秦嘉的《贈婦詩》是一組藝術成就較高的抒情詩，是漢代文人五言抒情詩的成熟之作。

秦嘉與其妻徐淑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對有名的恩愛夫妻。秦嘉、徐淑夫妻的愛情故事，因爲他們的詩文贈答而成爲文學史上的佳話。東漢桓帝時，秦嘉爲郡上計吏，離開家鄉隴西遠赴洛陽。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夫妻倆書信往還，詩詞酬答，各敘款曲，情辭均悱惻動人，是較早以夫妻日常生活感情納入文學作品視野並取得相當成就的佳話，秦的贈婦詩三首（五言）也是早期成功的五言詩之一。這些往還詩文，被樑代詩論家鍾嶸評爲“事既可傷，文亦悽怨”（《詩品》卷中）。

在流傳至今的贈答詩五首（《先秦漢魏晉南北朝·漢詩》卷六）中，秦嘉贈詩作爲五言抒情詩的成熟之作，被視爲東漢文人五言詩創作進入繁榮期的標誌。夫妻往還書四篇（《全後漢文》卷六十六、九十六），以從容舒緩之筆，敘談日常生活之事，抒寫夫妻離別之情，爲此前散文所未見，也受到文學史研究者的重視。秦嘉、徐淑夫妻贈答詩，最早見於南朝的陳徐陵所編《玉臺新詠》卷一。往還書較完整的傳本，則見於唐初歐陽詢所編《藝文類聚》卷三十二的徵引。南宋的姚寬所着《西溪叢語》卷下收錄了全部的贈答詩文，但並未超出《玉臺》、《類聚》所載的範圍。

成書於隋的虞世南所作《北堂書鈔》和成書於宋的《太平御覽》，對秦嘉、徐淑夫妻往還書都有一些零星引錄，其中有數條溢出《類聚》之外，已可見《類聚》所引並非全篇，這與歐陽詢《藝文類聚序》“文棄其浮雜，刪其冗長”的採擇標準相吻合。《類聚》始創類事居前列文於後的類書編纂方式，改進了此前類書偏重類事不重採文及隨意摘句而不成片斷的不足，但對所錄文字也並非不作刪節。不能因爲《類聚》所錄詩文大部分自成段落，而誤以爲就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