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文化對中國的影響

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主體，從儒家所傳承的多本影響中國的書籍是由，中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徒子徒孫所著。儒家的道德教育也一直是後世學習的典範。在我國的法律中汲取了許多不同的古代思想文化進去，而儒家思想佔了大半。本期的儒家文化爲大家帶來儒家思想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一起來看看吧。

在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中涌現出來的儒家學說，因爲與中國古代封閉的封建社會制度相適應而得到封建統治者的青睞，自從西漢“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學作爲封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佔據了歷史主導地位，與封建專制思想並行綿延流長。不可否認，儒學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時，它對中國社會各方面的負面影響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儒學思想在後世的文化發展中一直是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流，受它影響下的中國社會在追求統一的形式化過程中逐步僵化，經濟上的自洽滿足淪爲了貧窮愚昧，文化上的皓首窮經變成了思想桎梏。

雖然對儒學思想的反思自“五四運動”以來從未中斷，然而，由於極力維護舊傳統的保守勢力阻擾，儒學從來沒有受到全面解構，以至於它仍有頑強的生命力，甚至現今還有人設想用儒學的保守意識形態對民主和科學的價值進行評判。孔子自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對他的思想進行研究，吸取其中合理的成分，當在情理之中。只是“影響了中國2000多年的歷史進程”，似乎不能籠統而論。“影響”有正面負面之分，此處認定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卻隻字不提負面影響。比如，孔子以及儒家的思想作爲中國兩千餘年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對於那些要維護正統的人（例如皇帝）來說，確實就像命根子。至於平民百姓，卻如李贄所言，只是“儒先億度而言之，父師沿襲而育之，小子朦聾而聽之”，“萬口一詞”，“千年一律”，方纔“從衆而聖之，亦從衆而事之”。

“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大概就有一掃這種專制與愚昧的考慮。如今把孔子思想當作“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去繼承弘揚，卻是意欲何爲？新儒學思想對當時中國有何影響:“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等。作爲我國傳統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對我國現代化建設有相當的積極意義，如其理想人格對現代人格建構的啓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愛主義對生態保護的積極作用等。深入挖掘、詮釋儒家思想中蘊藏的適應和促進現代化建設的精神資源，使其在現代政治社會秩序的建立中發揮作用，不僅關係到儒家自身的生存發展，更關係到我國社會轉型的順利進行。我國傳統文化體系是以儒家爲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論從個人層面的修身開始，層層擴大到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爲一個無所不包的整體。

它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系統，透過幾千年來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滲透進國人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形成一種“制度化”的生活方式。進入20世紀以來，在民族危亡、內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現代化艱難舉步，儒家思想作爲傳統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質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僅國內如此，西方部分學者如韋伯在其《儒教與道教》中，也斷言儒家倫理是阻礙現代化的主要因素。但是，現代化發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的迅速發展引起世界矚目，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和意義也越來越爲人們所認識和重視。正如世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巴黎集會的宣言中所預言：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要從兩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裏去尋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點是無須爭辯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經完全失敗了無法再爲中國社會提供一個較爲穩定、影響全面的政治社會秩序，似乎也再無可能恢復那種主宰地位，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現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個共識與基礎。但是即便是這個成爲“遊魂”的儒家，憑其博大精深與兩千年的底蘊，取精用宏，在現代化建設中所發揮的作用還是不容小覷的。   現代化歸根結底是人的現代化，因此社會中個體現代人格的建構則處於重要的地位。長期以來，儒家關於聖賢理想人格的論述與強調，雖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過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並適用於宗法專制的等級社會，往往被當做現代人格建構的對立面而屢遭批評。在這一方面，儒家思想誠然有其侷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義。

儒家將理想人格定義在道德層面上，雖然失之偏頗，但它對於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強調，卻使其在現代社會轉型中具有不朽的價值。作爲社會的細胞，個體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屬性。社會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爲重要，是人之爲人的標準與標誌。儒家以聖賢作爲個人自我實現的最高目標，這種聖賢理想人格終點高不可觸、遙不可及，不具有現實性，但它並不因此而失去意義。這種對理想人格的設定，是作爲個人以及整個人類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標而存在的，以其與現實的結合，使個體在對自身素質不斷提高的追求中日漸接近，能超越有限狹小的軀殼而進入無限的精神領域，因此也成爲個體畢生努力的目標，成爲人不斷積極進取、不斷自我改造的動力。在當前社會急劇的轉型中，隨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樂主義來填充生命意義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夠超越這種粗淺的享樂主義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強調的對道德義務的絕對持守、以差等之愛爲本而善推之、以及和樂的精神等等，是現代人格構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政治民主化是現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視爲與民主不能並存的，因此最受詬病。誠然，儒家的政治思想雖有“民本”、“民貴”之說，但都是居於統治者地位來爲被統治者想辦法，與現代民主由下而上爭取權利形成鮮明對照，但這並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國實現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礙。

民主之可貴，正在於以“爭”而成“不爭”，以個體之私而成羣體之公，但形成的這種“不爭”與“公”，是由於相互限制的形勢逼迫出來的，而非來自“道德上的自覺，所以時時感到安放不牢”（徐復觀，《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而儒家德與禮的思想，恰好可以將其上升至道德自覺，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個“領導階層”的（問題僅在於這一階層產生和發生作用的方式），則領導階層的品質和素養，在現代民主社會中也是一個重要問題，而儒家宣揚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相關的“修身”思想，可以透過私人領域的成就助益於公共領域秩序的建立和運作，正如美國人文主義思想家白璧德所認爲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領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這是民主社會的重要保障（《民主與領袖》）。

此外還應該注意到的是，明清以來“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於與朝廷之間的異化，其思想基調多有從民間角度出發的趨勢，個體的價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維楨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國宣傳“民主”、“民權”等西方價值的先覺，也正是那些走得更遠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對儒家思想去蕪存菁，揚棄得當，它還可以成爲民主價值觀的。

思想資源之一。在現代化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要注意將政治的主體從統治者的錯覺中移歸人民，並補入“個體自覺”的階段，則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復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據，而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觀的構造。儒家的人本、“仁愛”精神和羣體觀念對現代化建設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工業化以來科技、經濟的迅猛發展無疑極大增強了人的力量，但科技與人性的對立同時成爲社會的根本問題，人被“物化”，他的價值被以物的價值形式表現出來。如哈貝馬斯認爲，工具性的科技成爲目的本身，人類的次要的“工具行爲”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爲”不合理化，使得主體之間互相不理解、不信任。

同時，個人主義的片面發展，固然有弘揚個人的主體性、創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個個人以自我爲中心，以自己的利益、價值觀爲行爲的依據和標準，視社會和他人爲手段，也造成社會生活難以和諧協調。面對現代化的此類困境，提倡、弘揚儒家倫理精神中以人爲本位的思想，把“愛人”、“惠人”放在首位，透過肯定他人來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對於在現代化進程中減少異化現象的危害將會是有益的。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與泛愛主義等對現代化過程中的生態保護有其積極作用。人類征服自然能力不斷增強，由此衍生的“人類中心主義”對自然造成的破壞甚至已經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而對天與人關係的討論，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開，儒家倫理精神認爲人具有最高的價值，“天地之性人爲貴”（《孝經》），但是，這並不是從狹隘的自我中心或人類中心來定義人，而是強調人的自我實現是要在一定的關係網絡中才能完成，對天、對自然要保持一種敬畏和親切感，《易傳》中就提出天不違人、人不違天的天人諧調思想，強調萬物一體、人和自然統一，而張載更是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說法，把人與自然擺在同等地位，處於休慼相關的關係。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體與對象的界限，一直被斥爲現代科技產生的障礙，但是面對人類對於自然的過分侵掠，重提這一思想，對於形成合理的自然觀、天人觀，擺正人與自然的關係有相當的借鑑意義。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爲先”、仁愛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則，對於社會的穩定、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等，都有其規範與促進作用。總之，儒家作爲幾千年來民族文化的中心，在遭受猛烈批駁喪失統治地位甚至一定意義上喪失生存權利的情況下，其適應、促進現代化的部分思想內涵價值日益得到關注。所以，在實事求是的原則指導下，積極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內容，大力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是我國社會現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