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官府到民間的元宵行樂 福州元宵節的歷史演變

農曆正月十五的元宵佳節，其節俗的形成有一個較長的過程。一般認爲，漢武帝時司馬遷創建“太初曆”，元宵節就是在那時被確定爲重大節日的。漢魏以後，元宵節逐漸由宮廷傳到民間，其後由唐至宋，慢慢從中原傳向全國，最終成爲民間盛大的民俗佳節。那麼就讓老黃曆爲你介紹，福州元宵節的歷史演變。

從宋太祖詔令“上元放燈五夜”開始，北宋皇帝每年御宣德門觀燈成爲定製。宋仁宗稱，“朕非遊觀，與民同樂耳”；蔡襄也讚頌仁宗，“宸遊不爲三元夜，樂事還同萬衆心”。不過到了皇祐二年（1050），因兩浙路發生大饑荒，仁宗便取消了上元觀燈。

而蔡襄任福州太守期間，有一年令州城內百姓各點七盞燈，因未顧及貧富差異而引發不滿，福州州學教授陳烈在大燈上題詩以示抗議，譏諷道“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蔡襄聞過即改，旋即“罷燈”收場。這是福州元宵節的最早記錄。

法國漢學家賈克·謝和耐（Prof.Jacques Gernet）認爲，南宋元宵節極似歐洲的狂歡節（Carnival），是宋人慶祝新年的真正開始。南宋時期的福州是六大城市之一，社會經濟繁華富庶，文化教育也空前發達。

南宋淳熙九年（1182）成書的《三山志》記載了當時的福州元宵盛會，上元燃燈的慶賞活動由本州的官府負責舉辦，州府多借名觀大剎的寬敞場地，懸掛燈毬、蓮花燈、百花燈、琉璃屏燈等，十分壯觀華麗。當時福州所制的“白玉燈”，爲天下燈品之冠，《青玉案·元夕》中所說的“玉壺光轉”，指的就是如“清冰玉壺”的白玉燈。

紹興三年（1133），管理趙室皇族的機構“西外宗正司”移至福州，這些皇室宗子被稱爲“郡寄居者”。每年元宵期間，福州太守依例邀請郡內的皇族子弟們一起宴飲賞會。到了元宵那夜，太守命人燃起燈炬千百盞，在大寺院中陳設伎樂雜戲進行表演，吸引州民士女圍觀欣賞。

最熱鬧的地點在福州左右司理院。每到上元節必張燈設醮，懸燈長達丈餘，簇百花、燃燭炬、結綵樓，稱爲“兩院燈”，並且禮請道士崇建醮筵爲州祈福，期間還舉行棚臺會樂、鰲山盛景、飛龍戲獅等活動。

從這天起，司理院開放給州民遊覽，貴族家庭在司理院兩側衙廊外設立“看位”觀賞，傾城而出的人們填滿了衙前的通衢大路，此夜金吾不禁，從城外與郊縣各鄉趕進城內遊覽的人們絡繹不絕，通宵不散。

元詩四大家的範梈曾任閩海道知事。他的詩集收錄了《正月十六夜雙門觀燈時官吏皆集》、《福州元夕》兩首詩。從詩名可見，元代福州在雙門樓舉辦元宵觀燈活動，地方官吏仍然參加。

明代福州民間的元宵盛況遠勝於前朝，時稱“天下上元燈燭之盛，無逾閩中者”。而明代弘治年間的《八閩通志》則說，“入國朝來，民俗祈年，雖間有設於境者，而官府不復設於此”，福州元宵盛會已經不再以官府主導，而由民間的境社神廟舉行。

清代“琉球館”設在福州水部門外，許多琉球國士子在福州學習中國語言文化，他們對福州的元宵民俗也有濃厚的興趣。在一本《學官話》的教材中，有一則這樣的對話：“如今是元宵景，城裏城外，到晚間，街上好些故事。各廟裏好些燈，這樣熱鬧的時景，我們也到街上並各廟裏去看看玩玩麼？”

可見，當時福州城內外舉辦元宵燈會的地點主要在廟裏，明清時期福州城內的閩山廟元宵活動最爲壯觀，元宵節目繁多。此外，南后街的燈市也非常著名，有“后街風月買燈天”之說。

美部會傳教士盧公明（Justin Doolittle）在其《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一書中，則對19世紀福州元宵的燈市、燈謎、送燈習俗等進行過記錄，而這些習俗一直延續至今。

宋太祖主張“宜縱士民之行樂”，從皇帝與臣民一同觀燈賞會，到各州官員組織燈會活動，借親民之機以展示承平景象，也表明節慶的狂歡與逸樂是受到讚許的。

但到了元明之後，情況開始改變，一方面元宵燈會開始漸趨民間化，另一方面士大夫對元宵節會多持否定態度，如明人王世懋形容福州元宵期間“一郡之民皆若狂”，以這樣驚駭的觀感來表達不認同。

如今，福州元宵節的排暝請福、伴夜悅神、迎神巡境、迎燈慶賞，猶如天子飲宴、行樂、巡狩、觀燈，是古代中國帝制餘暉的再現。古代帝王在元宵期間的“與民同樂”，也已轉化爲另一種形式的“人神同悅”。

在以酬神、燈火、百戲爲主題展開的元宵狂歡慶典中，充溢着自由活力，人人蔘與了精神層面上的再生與更新。巴赫金認爲，狂歡節的民間文化代表一種具有生命力的亞文化，福州城裏至今還活躍的迎神活動，就是證明這種生命力的最佳案例。

福州的元宵節會，經歷了從官方主導的時代，演變到現在由民間的境社、宗祠自發組織的狀態。境社、宗祠作爲歷史的產物，面臨着諸多與現代社會的調適問題，但它們無疑是守護地方傳統文化的堅實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