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從沒認同過” 陳奕迅“每個人都叫我歌王

陳姓年代久遠，下面我們來看看關於末代歌王陳奕迅的專訪。在我們國家，陳姓是大姓，有七千多萬的人口數量位居全國第五位。在百家姓中排名也非常靠前，並且在海外的五千多萬的華人當中，又有“陳林半天下”之稱。

陳奕迅最近有些煩。去年講述人和人相處關係的粵語專輯《The Key》，雖然製作水準一如既往，在臺灣的銷量卻不太理想。在馬世芳的節目《音樂五四三》中，他自曝這張專輯僅僅賣了900多張，“我的媽呀！原來那麼慘烈！”讓他打擊更大的是，節目中他要短暫休息的“例行complain”，成爲了臺灣媒體聳動的新聞素材。隔天，關於他“因專輯銷量受挫，欲告別歌壇”的新聞就被推上了頭條。

這之後的幾天，死忠歌迷忙着發帖，呼籲爲這張專輯沖銷量。陳奕迅則忙於辯解，“誤會啦，廣東話專輯，而且是沒發行多久，又是在臺灣，900張還好吧。”這本是一次自嘲 ——但這門技術，陳奕迅總掌握不到訣竅。他習慣了口無遮攔，漸漸也習慣了媒體的誤讀。他也知道不好，但要他改，好像很難。

與尷尬的專輯銷量相比，陳奕迅頻繁的巡演則像是對這個唱片落寞時代的諷刺。僅“Eason's Life”巡迴演唱會就超過40場，明年的巡演也已經排到了年底。從今年四月起，他每週五六日都輾轉在不同的城市；其間，他還參演了杜琪峯的新作《華麗的上班族》，併發行了新專輯《Rice ＆ Shine》，幾乎沒有時間回家。因爲身體吃不消，他把五月的南寧演唱會挪到了八月，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

陳奕迅覺得前所未有的疲倦，香港的家成了他最渴望的地方。他對“歌神”和“歌王”的稱號感到麻木，也不想聽到前輩們語重心長地說“香港樂壇靠你了”。除了上揚嘴角說一聲“謝謝”，他不知道還有什麼可表達的，“每個人都這麼說我，但我從來沒有認同過。我感謝大家的讚美，但如果是爲我好，可不可以不要光說一個頭銜？”

他希望有人理解，長期的消耗最終將導致什麼。“我覺得我已經快用盡我過去40年所有的武功了，我還有精力，但我沒有新的技能，我需要一些新的啓發”，陳奕迅說。

去年冬天，他到英國玩了一個月，笑稱“避難”。氣候的寒冷讓他獲得了短暫的清醒，但還不夠，接踵而來的高強度工作讓他再次感到窒息。唯一值得指望的是，他與環球的合約快要到期，巡演也將在明年年底結束。他打算二零一六年休息半年，過一段與世隔絕的生活，“比如說在非洲躺一個月，看看獅子、看看豹子，只要是大自然就會覺得好舒服。想去一些大家不認識我的地方，不要忙着打招呼，也不希望人們因爲認識我對我優待。我想體會平凡一些的生活，自己買麪包、坐公交車、騎腳踏車，”他開始想象，“像以前那樣生活。”

以前的陳奕迅，準確地說，20年前的陳奕迅不是這樣的。一九九五年，在英國金斯頓大學留學的陳奕迅回港參加新秀歌唱比賽，梳中分油頭，笑容無邪，和現在的狀態相差甚遠。憑藉正統音樂學院的出身和模仿張學友的高難度唱腔，他一舉奪冠，楊千嬅是同屆季軍。當時的香港歌壇激戰正酣，張學友、譚詠麟和張國榮們已功成名就，許志安和蘇永康們則佔據着一方地盤，留給陳奕迅的空間，其實不多。

次年，陳奕迅推出首張個人同名專輯《陳奕迅》。這張專輯讓他與黃偉文、林夕結下了不解之緣，也就此奠定了“雙面 Eason”的結構。《愛情，幼稚》是陳奕迅和林夕的首次合作，林夕只是隨便寫了寫——他看不上這個初出茅廬的選秀新人，這首歌也成爲了林夕“最不滿意的詞作”。但在日後接受採訪時，林夕回憶，自己去錄音棚聽陳奕迅錄《愛情，幼稚》，立刻發現他低估了後者。作爲某種回報，他將《K歌之王》、《富士山下》、《兄妹》、《你的揹包》、《與我常在》等包含着親身體驗和內心領悟的作品交給了陳奕迅，並借歌詞向這名年輕人傳道授業，儘管陳生有時候需要“過幾年才能恍然大悟”。 陳奕迅說，《富士山下》中的那句“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試管裏找不到它染污眼眸”，他到現在也沒有完全理解。

黃偉文則是陳奕迅的損友。他們出道的時間相差不遠，都愛說話、愛買衫。他們的合作更像是同齡人間因交情的淺深而漸入佳境的隱喻。一個不羈、灑脫、外熱內冷的陳奕迅在黃偉文的遣詞造句下顯山露水。而這個陳奕迅，是陳奕迅本人。有歌迷甚至評論道：“林夕引進門，皈依黃偉文。”雖然這種說法有點以偏概全，卻能體現出黃偉文之於陳奕迅的位置。

首張專輯之後，陳奕迅陸續推出了《與我常在》和《我的快樂時代》等作品，逐漸受到大衆認識及注視。二零零三年，他憑國語專輯《Special Thanks To……》奪得臺灣金曲獎“最佳國語男演唱人”和“最佳專輯”，成了繼張學友後首奪這一獎項的香港男歌手。二零零五年的《U87》更被《Times 時代週刊》選爲當年“最值得購買的五大亞洲唱片”。

這期間，香港經歷了SARS，梅豔芳、張國榮、黃沾先後去世，唱片行紛紛倒閉，歌壇越發沉寂。張學友對陳奕迅說，“你們真是生不逢時，我們那時候出專輯在香港都賣幾十萬張，新人最少也有五萬張。但是現在呢？” 陳奕迅在離開英皇娛樂時，也曾經悲觀地說過：“這不是一個屬於巨星的時代”，引得無數唏噓。

現在的陳奕迅不那麼想了。他很感恩自己搭上了黃金時代的尾班車。他覺得自己有福氣，“香港最厲害的時候，八十年代可能有十白金（一白金等於五萬張）。到我這個年代，《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和《Special Thanks To……》也能過十萬。嗯，到後來可能是幾萬了，但我的（銷量）是跌得很穩的那種，這是市場的問題，音樂品質沒有變化，只有越來越好。”

上個月，陳奕迅剛剛過完四十歲生日。太太徐濠縈在Instagram上貼了一家三口在草地上享受悠閒時光的照片。照片中的陳奕迅有了爸爸的感覺——他成熟得很慢，女兒陳康堤出生後，他一度覺得“很超現實”，直到康堤九歲，他才找準了角色。

陳康堤是陳奕迅唯一感興趣的年輕人。他希望用一種“隱蔽”的方式引導她成長。在陳生的房間有一隻小喇叭，他常播放一些自己喜歡的歌曲，吸引女兒的注意，“我不會說這個是好東西，她自己感興趣的就會問。我們就是用這種方式來交流。我覺得這樣比較有空間一點。因爲這個世界人越來越多，空間越來越少了。”

除了女兒之外，陳奕迅很少關注當下的熱點。他的兩個微博賬號“陳奕迅所長”和“吹神”都用得比較少，偶爾用Instagram發發照片。幾年前，陳奕迅熱衷過一陣子微博，他會翻看粉絲給自己的留言，看久了還會生氣，“你可以接觸到人家對你的評語，但你不能保證每一個都是你想看到的。我就選擇不看了。我自問不能做到看完好像沒看一樣，所以算了。我人太敏感，太執着。”陳奕迅說。

他開始正視自己的衰老，比如老花眼，“我不害怕，我覺得要來就來，這個是沒辦法預防的嘛。”他儘量避免使用數碼產品，看劇本用A4紙，或者乾脆看書，翻着紙頁，幾小時也就過去了。

因爲張嘉佳的小說和叔叔的經歷，他常常幻想自己身在南京，跟同齡人一起經歷大時代的變化。人屆中年，他的想法和態度都有了明顯的改變。一個顯着的表現是，他越來越不時髦，變成了一個“老派”的人：已經三年沒有正經逛街買衣服，身上穿的T恤是朋友送的，鞋子和褲子都是品牌贊助。

他低頭想了想——最開始是沒有時間逛，後來也就習慣了。

幾年前，陳奕迅還和“物質”打得火熱。他最出格的舉動是找各種藉口買了一臺 Dream Car——阿斯頓？馬丁的敞篷跑車。爲了這輛車，他給經紀人、公司老闆和好友蘇永康分別打過電話，又反覆考慮了兩天。交上定金的時候，他極爲興奮，車還沒到就已經喜笑顏開。

但四十歲的陳奕迅否定了三十八歲的自己，他需要一點精神上的鼓勵。今年，母校倫敦金斯頓大學給他頒發了榮譽博士學位，在這之前，他只是這所學校的建築系肄業生。原本他是打算拒絕的——“榮譽”兩個字讓他覺得有些丟人。但陳父阻止了他，說他欠自己一個學位。典禮上，陳奕迅發言：“我並不覺得我已經成功，我一直仍在學習之中，成功對我來說，是有一顆仁慈及充滿愛的心，因爲我覺得人能做到這個境界才永遠無敵不敗。”在這個過程裏，他敗過。現在，他準備閒雲野鶴地贏回來。

前幾天，陳奕迅去參加了一檔節目的錄製，再次被問到了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你究竟是要堅持自己的音樂夢想，還是踏踏實實的找一份工作？”提問的是一個還有單身母親要養的音樂人，雖然已經出過作品，但全場僅有一個人聽過他唱歌。主持人說，至少有一個人聽過你唱歌，那就繼續堅持吧。陳奕迅當時附和了這種說法，但心裏想的是“還是不要吧！”他覺得如果現實狀況不允許，把音樂當成興趣是最好的方式。

這是他做音樂的心態，但絕對不是結果。這些年，除了林夕、柳重言、黃偉文、劉志遠、潘源良、劉卓輝、周耀輝、金培達這些業界熟知的大佬，陳奕迅還致力發掘年輕的、非主流的音樂人，小塵埃和岑寧兒就是他這兩年頗爲關注的。他說，自己之所以對香港樂壇嘆氣，是因爲還愛着那個地方，“如果不評判就不會有嘆息了，還是因爲愛。”

香港樂壇讓他嘆息，幸運的是，內地和臺灣樂壇還有可取之處。臺灣的藝文氣氛濃厚，適合香港的何韻詩、盧凱彤等音樂人的發展。內地也有一大批他喜歡的音樂人。他很欣賞朴樹、老狼、萬曉利，覺得萬曉利的《這一切沒有想象的那麼糟》簡直是太好聽了。他跟周迅的首次相識是在音樂的頒獎典禮上，當時周迅給了他一盤自己的專輯。那張專輯的製作人火星電臺，成爲了陳奕迅這張新專輯《Rice＆Shine》的製作人之一。

儘管外界大談“唱片已死”的概念，陳奕迅遠沒有那麼悲觀，他還在籌劃着能出一張黑膠唱片，“ 我對未來還是很有希望的，現在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拉扯，但畢竟還沒有斷。我相信先死而後生、物極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