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人物褚時健 “中國菸草大王”

曾經中國有名的“中國菸草大王”，全國“十大改革風雲人物”褚時健。接下來就來說說他的故事。《百家姓》由來已久，是一篇關於中文姓氏的文章。褚姓還有另一種比較簡單的說法，那就是以居地之地名爲姓。

紅塔集團原董事長，曾經是中國有名的“中國菸草大王”。一手將紅塔集團建成大型企業，後因貪污被捕，是中國最具有爭議性的財經人物之一，

風雲人物
1928年，褚時健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

1955年，27歲時擔任玉溪地區行署人事科長。

1979年10月，任玉溪捲菸廠廠長。

1990年，褚時健被授予全國優秀企業家終身榮譽獎“金球獎”。

1994年，褚時健被評爲全國“十大改革風雲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巔峯。褚時健使紅塔山成爲中國名牌，他領導的企業累計爲國家上繳利稅數以千億計，他以戰略性的眼光，強化資源優勢，抓住菸草行業發展的機遇，使玉溪捲菸廠脫穎而出，成爲中國菸草大王，地方財政支柱。但是企業家激勵機制與監督體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職業生命。

被檢舉指控
1995年2月，一封匿名檢舉信指控玉溪捲菸廠廠長褚時健貪污受賄。

1997年，褚時健帶着把破落的地方小廠打造成創造利稅近千億元的亞洲第一菸草企業的榮耀，和被判無期徒刑的身份，黯然離開執掌18年的紅塔。

1999年1月9日，褚時健被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褚時健被判後減刑爲有期徒刑17年。

2002年春節，辦理保外就醫。

人物生平

紅塔集團前掌門人
他曾經是位英雄，他擔任一家小廠的廠長後，臥薪嚐膽，披荊斬棘，以非凡的膽識和能力，用18年光陰的拼搏，使這家小廠成長爲每年利稅數百億元的大型集團。在那個普遍工資只有幾百元的年代，他們廠一個普通職工的工資至少有四五千元。1994年，他當選爲“全國十大改革風雲人物”。然而，由於體制原因，他對企業的巨大貢獻並沒有在個人所得上得到體現，18年來他的總收入不過百萬，個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嚴重不平衡，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他輝煌的人生之路偏離了航向，因爲貪污174萬美元，1999年，他被判無期徒刑，此時，他已經是71歲的老人了。

保外就醫
他的女兒在獄中自殺身亡，自己又身陷囹圄，這對於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來說，不可謂不是他這一生中摔得最痛跌得最慘的一跤。許多人既爲他惋惜，也認爲他這輩子完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這位老人並沒有垮掉，他先是獲得減刑，改爲有期徒刑17年，在監獄裏待一年，勞改兩年後，2002年他因爲嚴重的糖尿病獲批保外就醫，回到家中居住養病，並且活動限制在老家一帶。按照我們的設想，他在老家能頤養天年，這就是他最好的結局了。

2000畝荒山種果樹
然而他並沒有選擇這樣走下去，而是承包了2000畝的荒山，開種果園。這時，他已經有75歲了，身體不好，他所要承包的荒山又剛經歷過泥石流的洗禮，一片狼藉，當地的村都說那是個“鳥不拉屎”的地方。諸多困難並沒有阻他的“瘋狂”行爲，他帶着妻子進駐荒山，脫下西裝，穿上農民勞作時的衣服，昔日的企業家完完全全成爲一個地道的農民。他用努力和汗水把荒山變成了綠油油的果園，奇怪的是，在昆明，街上的橙子10塊錢4公斤，而他種的冰糖臍橙1公斤8塊錢你都買不到，而且產品一出來就發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在雲南根本見不到蹤影。

他的果園效益好得驚人。這一年，愛好爬山的王石來到了雲南，特意抽時間專程去看望他，他沒有看到一個曾經叱吒風雲的企業家，而是看到了一個面色黝黑但健康開朗的農民。他們倆在一起交談沒有一句言及企業管理，他向王石介紹的都是果園，氣候，果苗的長勢。言談之間，他自然談到了一個核心問題：兩千畝的荒山如何管理？

雙贏
他使用了以前的辦法。以前他在管理菸廠的時候，採用了和菸農互利的辦法。爲了讓菸農種出優質菸葉，他採用由菸廠投資，直接到煙田去建立優質菸葉基地的辦法，並且把進口優質肥料以很低的價格賣給菸農。當時菸農有好多都富了，與菸農“雙贏”的是菸廠，原料一天比一天好，競爭力一天比一天強，廠子最後變成了“印鈔工廠”。而在果園，有一百多戶農300多人忙碌，他給每棵樹都定了標準，產量上他定個數，說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因爲太多會影響果子質量，所以，多出的果子他不要。這樣一來，果農一見到差點的果子就主動摘掉，從來不以次充好。

他還制定了激勵機制，一個農只要承擔的任務完成，就能領到4000元工資，質

量達標，再領4000元，年終獎金兩千多元，一個農民一年能領到一萬多元，比到外面打工掙錢還多。

以前，褚時健管理菸廠的時候，想到菸廠上班的人擠破頭；現在他管理果園，想在果園幹活的人也擠破頭。這個已過80歲的老人，面對人生的滄桑，懊惱過痛苦過，但流過淚後，擦乾淚水，又一次點燃希望之火，用心過日子，將日子過得紅火，讓周圍的人幸福、快樂。

王石感慨地說：“我非常受啓發。褚時健居然承包了2000多畝地種橙子。橙子掛果要6年，他那時已經75歲了。你想象一下，一個75歲的老人，戴一個大墨鏡，穿着破圓領衫，興致勃勃的跟我談論橙子掛果是什麼情景。 2000畝橙園和當地的村寨結合起來，帶有扶貧的性質，而且是環保生態。雖然他境況不佳，但他作爲企業家的胸懷呼之欲出。我當時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樣的挫折、到了他那個年紀，我會想什麼？我知道，我一定不會像他那樣勇敢。 ”

社會評價
褚時健是中國最具有爭議性的財經人物之一，曾經是中國有名的“中國菸草大王”。

在褚時健效力紅塔的18年中，爲國家創造的利稅高達991億，加上紅塔山的品牌價值400多億（其他品牌價值沒有評估），他爲國家貢獻的利稅至少有1400億。

在褚時健時期，他締造了紅塔帝國，“紅塔山”造就了多少百萬富翁、爲多少人解決了吃飯問題，已數不可數。也正因此，很多人爲褚時健晚年的遭遇抱不平。

王石的感慨，褚時健並沒有聽到。他在紅塔集團時帶的三個徒弟，現在已是紅河菸廠、曲靖菸廠、雲南中煙集團的掌門人，但這一切與他無關，對他來說，他在曾經的輝煌中跌倒，但在跌倒後又一次創造神話，這就足夠了。我們都曾失敗過，是一蹶不振還是再次站起，褚時健這個最富爭議的人物，給了我們一個答案。

貪污分析
對褚時健貪污問題的分析：

儘管褚時健帶領紅塔集團走過一路輝煌，但褚時健的腐敗問題在紅塔集團的史冊上留下了難以抹去的記憶，也爲褚時健自己帶來了永遠的傷痛。今天我們不得不思考，爲什麼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會變成階下囚？又爲什麼有人爲其喊冤而有人叫好？我們不妨探討一下：

價值觀的轉變
在計劃經濟年代，人們都是企業的主人，特別是國有企業，各種福利待遇都在統一的模式下執行，人們過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是爲國家、爲人民而工作，企業生產的目標是滿足國家和人民的物質需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企業和政府脫離，企業開始走向市場自負盈虧，企業的經營目標也從計劃經濟時期按計劃生產轉向了以盈利爲目的，按市場需求而生產。同時國家對民營經濟也從限制轉爲鼓勵，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越來越多的人加入民營資本市場，公民的個人財富都飛速增長。在這個轉型時期，人們的思想意識、價值觀、人生觀和對社會的責任感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傳統的“爲人民服務”思想被“向錢看”的思想所取代，物質的誘惑，私慾的膨脹使人們更加現實、更加追求個人財富和物質享受，有人鑽法律漏洞獲取不義之財，而一些有權勢的人就心理不平衡，開始濫用人民給予的權力爲自己牟取私利，出現了大量的腐敗案，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是人們意識形態的轉變，人生觀和價值觀轉變的結果。

監督不力
計劃經濟已經轉向了市場經濟，體制變了，人們的觀念變了，企業的角色也變了，而相應的有些政策和法律則顯得滯後和多變，有些根深蒂固的東西還沒有退去，政府從企業領導地位退出，企業應該按照公司法規定建立完善的組織架構，並各司其職，企業的股東會是最高權力機構，企業的董事會是企業的執行機構，監事會負責對董事會的監督，而現實中的股東會和監事會形同虛設，董事會幾乎成了無人監管的最高權力機關，董事長更是一手遮天，惟我獨尊，褚時健的下屬對其稱呼都是“老闆”，“老爺子”，可見其在企業中享受的帝王般的待遇。

分配製度的影響
計劃經濟時期，分配的制度看似公平合理的，然而卻嚴重製約了經濟的發展，降低了人們的工作效率，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的改革，允許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農民種田有了積極性，產量大幅提升，使我國大部分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有些地區還實現了小康生活；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理論使私營經濟得到飛速發展，大量的民營資本投入到商業和製造業中，民營資本爲社會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民營業主也從中獲得豐厚的利潤，實現了資本積累，出現了大批民間富豪；作爲主導經濟的國有企業改革卻是舉步維艱，在摸索中前進，效果卻並未象預想的有效，國企改革也成了個沉重的話題，先是政企分離，讓企業自主經營，接着是破產重組，到後來的股份制改造，國企改革的步伐差別很大，不同企業裏職工的待遇也參差不齊，作爲企業的領導層收入更是有很大差別，一些上市公司（比如科龍）的老總在企業嚴重虧損的情況下年薪可拿到幾百萬，TCL老總李東昇資產則高達12億人民幣，相反象紅塔集團年上交利稅百億元的企業老總褚時建18年收入不足百萬，而類似規模的國外企業年薪則也遠遠高於這個水平。

1996年，美國可口可樂公司總裁的收入爲885萬美元，外加2500萬美元購股權；迪斯尼公司總裁年收入是850萬美元，外加1。96億美元的購股權。如果按照這樣的比例，紅塔集團的銷售總額距離世界500強並不遙遠，作爲紅塔集團的最高管理者，褚時健所應得到的報酬要遠遠超過170萬美元。個人收入的巨大差異使他心理嚴重不平衡，認爲作出的貢獻沒有得到回報。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褚時建這一步偏離了跑道，滑出的太遠，付出了自己一生的代價。

社會評價不一
紅塔集團的很多人認爲，褚時健是在不該拿錢的時候，拿了他應該拿的錢。經濟學家晏智傑說：“我們爲失去這樣一位優秀的經營管理者而惋惜。”懷有這種心情的人絕不在少數。香港中文大學郎鹹平教授則認爲，是國家給了褚時建一個成功的平臺，國家也給了他應有的報酬和榮譽，他只是爲國家打工的一個職業經理人，而他自己則把自己當主人，自己沒有把位子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