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萬斗的河工堵口 黃河決口

黃河，一直是中國的母親河，是中國第二大長河，是中華文明最主要的發源地。關於黃河地區的故事有很多，也有大量的帶有神祕色彩的故事等着我們去了解開發，與研究。本期的地區文化帶你去了解黃河決口，黃金萬斗的河工堵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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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黃河堵口的歷史，清代的河工堵口是值得一提的。出於“保漕”的需要，及沿用潘季馴“築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黃方略，清代治河不僅非常重視堤防建設，而且高度重視決口的堵塞，幾乎是“逢口必堵”。以至於在乾隆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河官們到了“爲堵口搶險而疲於奔命”的地步。

清代的河工堵口，有三個特點：
　　規模大。如在康熙執政初期，黃河決溢爲患十分嚴重。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由於黃、淮並漲，致使黃河兩岸發生了大量決口，僅高家堰決口就有34處。爲解決漕運不通這一心腹之患，儘管清廷當時正在討伐以吳三桂爲首的三藩割據勢力，軍用浩繁，康熙仍毅然下決心治理黃河。於十六年調安徽巡撫靳輔爲河道總督，開始了一場較大規模的治河活動。5年後，在靳輔、陳潢的大力整治下，終於將黃河兩岸的21處決口和高家堰的34處決口全部堵塞，使大河迴歸故道，並一度取得了數十年沒有重大決口的“小康”局面。

工程複雜。就古代治河工程來說，堵口本是一項技術複雜、風險極高的事。即使在現代技術條件下，也是如此。而要在口決多處，且流行多時的情況下再行堵復，更是困難重重。這種情況在清代可謂屢見不鮮。靳輔、陳潢的堵口治河活動如此，乾隆年間阿桂主持的堵口工程也如此。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7月，黃河兩岸相繼決口20餘處。北岸水勢由青龍崗奪溜北注，經南陽、昭陽、微山等湖，入大清河。朝廷委派大學士阿桂主持堵塞，曾兩次堵合，但均告失敗。此後，透過實施增築南堤、加開引河等一系列工程，至乾隆四十八年纔將所有決口堵復。

費用浩繁。這是由堵口工程規模大、技術複雜所決定的，但也不排除人爲因素。據記載，嘉慶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在武陟馬營的一次堵口中，耗銀達1200萬兩，用秸料更是多達2萬餘垛，合計2億多斤。一次堵口竟用這麼多的料物，真是駭人聽聞。

清代治河，重在堵口，究其原因主要有兩方面：

首先是治河以“保漕”爲最高目標。如在順治年間，由於黃河屢堵屢決，阻滯運道，當時不少朝臣連上奏章建議改道，讓黃河走所謂的“禹王故道”。而總督河道楊方興認爲：“元、明以迄我朝，東南漕運，由清口至董口（在今江蘇宿遷境）二百餘里，必借黃爲轉輸，是治河即所以治漕，可南不可以北。若順水北行，無論漕運不通，轉恐決出之水東西奔蕩，不可收拾”（《清史稿·河渠志》），反對這一建議，下決心堵塞決口。並得到了當權者的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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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是沿用潘季馴“築堤束水，以水攻沙”治河思想的結果。縱觀清代治河，可以說是潘氏這一治河思想的延續和發展。如在清代治河中發揮過重要作用、有着突出地位和影響的着名治河專家靳輔、陳潢，他們不僅十分崇拜潘季馴的治河思想，而且在實踐中還有所創新和發展。在他們主持治河的十餘年中，不僅堵塞了大量決口，還整修、加固了黃、淮、運兩岸的千里長堤。

清代治河，重視堵口，其作用和影響也是顯着的。
　　首先，減少了黃河下游發生改道的機率。這從下面一組數據中不難發現。據《人民黃河》統計，明代（公元1368年～1644年）的276年中，黃河決口改道達456次，其中大改道7次；而清初到鴉片戰爭（公元1644年～1840年）的196年中，決口361次，未發生一次大的改道。只是到了清末，黃河才發生了銅瓦廂改道。清代黃河，已處於“明清故道”的行河晚期，河牀淤積加重，決口增多，在封建社會那樣的生產、技術條件下，是在所難免的。然而，改道卻相對減少，與其重視堤防堵口不能說不無關係。

其次，促進了黃河防洪技術的發展。鑑於決口對漕運的嚴重影響和堵口的不易，清代的防洪技術有了明顯的進步和發展。在清代，除對黃河的水文、水情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外，在堤防、險工的整治、加固、管理以及汛期的防汛搶險等多方面也都有了明顯的提高，例如搶險堵漏。汛期洪水時，由於堤身有隱患，常常發生漏洞險情，若搶護不及時，稍有疏忽，及易造成大堤潰決。清代不僅已能夠採取具體的技術措施進行有效的處理和預防，而且還能針對漏洞險情發生的不同情況，進行及時搶護，以避免潰決。清人所提出的漏洞探摸技術及外堵、內堵的方法，時至今日，仍值得借鑑。

當然，也應看到清代堵口的一些負面影響。由於堵口工程花費巨大，也爲河敗滋生了土壤。“黃河決口，黃金萬鬥”，就是當時流行的一句民諺。另外，因決口頻繁，又難以及時堵塞，對下游兩岸人民來說，決口所帶來的歷史性災難並未有所減輕。黃河，一直是中國的母親河，是中國第二大長河，是中華文明最主要的發源地。關於黃河地區的故事有很多，也有大量的帶有神祕色彩的故事等着我們去了解開發，與研究。本期的地區文化帶你去了解黃河決口，黃金萬斗的河工堵口。